清明节郑州烈士陵园开门吗？

清明的风里总飘着槐香，巷口便民超市的玻璃柜里早早摆上了纸花和青团，奶奶抱着一叠亲手折的白菊，坐在门槛上揉着膝盖念叨：“该去看老周了，不知道陵园开门没？”老周是奶奶嘴里的“周同志”——当年送她穿过日军封锁线的解放军战士，后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，葬在郑州烈士陵园。

我扶着奶奶站起身：“早问过啦，每年清明都开。”去年清明陪她去时，天刚蒙蒙亮，陵园朱红色的大门已经敞开，门口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笑着接过奶奶的白菊：“大娘慢点儿，台阶沾了露水。”旁边电子屏循环闪着提示：“清明开放时间6:00-19:00，无需预约，带好身份证就行。”风掀起志愿者的马甲角，我看见她胸口别着枚小小的党徽，像晨雾里的星子，亮得温暖。

陵园里的梧桐树刚抽新叶，石阶上的青苔还沾着露珠。纪念碑前的花圈堆成了小山，有小朋友举着蜡笔画挤到前面——画里是戴红领巾的自己和举着步枪的叔叔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“谢谢叔叔”；有位穿藏青色外套的阿姨蹲在碑前，用湿巾慢慢擦着碑上的名字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我带孙女来了，她今年上小学，数学考了满分。”最让我难忘的是靠在银杏树下的老爷爷，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铝饭盒，对着碑上的名字念叨：“老班长，我带炒面来了，还是当年你爱吃的咸味儿，你闻闻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梗住，手指抚过碑上的刻字，像在摸一件易碎的珍宝。

奶奶把白菊轻轻放在周同志的碑前，用袖口擦了擦碑上的黑白照片——照片里的周同志戴着棉帽，嘴角扬着笑，跟奶奶说过的“比春天的槐花开得还精神”一模一样。“周同志，今年的青团是甜的，我带了两个，你尝尝。”她坐在石阶上，开始数家里的事儿：“小宇考上计算机系了，巷口老李家搬了新楼，我种的月季开了，红得跟你当年的红领巾似的。”风掀起奶奶的白发，我蹲在旁边，看见碑上的名字被阳光照得发亮，像周同志在认真听她说话。

旁边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拽着妈妈的衣角：“妈妈，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躺在这儿呀？”妈妈蹲下来，摸着碑身说：“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，换了我们能吃好吃的、能上学、能穿漂亮裙子的日子呀。”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把手里的草莓味软糖放在碑前：“那给叔叔吃这个，我留橘子味的！”妈妈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，眼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
其实清明来烈士陵园，从来不是什么“必须完成的任务”。不是为了拍张照片发朋友圈，不是为了应付学校的实践作业，是为了摸一摸碑上的温度，听一听那些被时光藏起来的故事——就像那位老爷爷，坐在碑前整整一上午，把铝饭盒打开又合上，里面装着晒干的野菜和炒面，虽然早凉透了，可他说：“老班长当年把最后一口炒面塞给我，说‘小崽子，活着回去看你妈’，今天我带过来，让他再尝尝味儿。”

走出陵园时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槐香裹着风钻进衣领。奶奶手里攥着剩下的两朵白菊，说要给巷口的张奶奶带一朵——张奶奶的丈夫是当年跟周同志一起参军的战友，也葬在这里。风掀起她的蓝布衫衣角，我看见她胸前别着枚铜扣子，是周同志当年送她的“护身符”，擦得锃亮，像一颗没有褪色的初心。

有人问过我：“清明去烈士陵园有什么意义？”我想，意义就藏在奶奶的念叨里，藏在小朋友的糖里，藏在老爷爷的铝饭盒里——是我们记得，记得那些为了我们的今天拼过命的人；是我们回来，回来告诉他们，我们过得很好